南存辉：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南存辉：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致敬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关于“温州模式”的几点记忆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温州模式”提出33周年。30多年中，温州在争论中出名，在不争论中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望，“温州模式”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正泰集团也常被媒体和专家们称为“温州模式的缩影”，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

　　借此机会，我想讲几件记忆深刻的事，供大家参考。

　　一、众人皆言模式，“温州模式”长啥样

　　关于“温州模式”，专家、学者有很多说法，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作为亲历者，我们最初也只知道埋头苦干，怎么赚钱怎么干，有一定的规模后，在政府的指导下脚踏实地干，也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模式”，专家们的各种观点，我也很少关注。对于我们办企业的人来说，管他什么模式不模式，能生存下来发展下去就是好模式。后来我和乐清柳市的老区长、亲身经历并推动“温州模式”形成的屠挽生先生交流。他说，作为“温州模式”主要发祥地之一的柳市，这里的人并不像有些书上描写的那样，是什么聪明绝顶的“东方犹太人”。他们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纯粹是为了找到一条能够吃饱饭的路子。有限的耕地解决不了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时，只有依靠手工业和工业，去寻求生存之道。他们的吃苦耐劳是被逼出来的，他们的“敢为天下先”也是被逼出来的。

　　按照屠挽生的总结，以销定产、挂户经营、专业分工，是柳市崛起的三大法宝。他据此认为，所谓“温州模式”，实质就是通过以销定产、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生产，生产方式是个体私营经济逐步走上股份合作，形成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协作配套的生产基地。

　　屠挽生这样的表述，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我也曾是柳市镇上一户贫穷的农家子弟，难以为继的生活状况，把我逼上了白手起家，依靠开办工厂脱贫致富的道路，所以感同身受。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房屋就是当地最差的，每年台风一来，一家人都要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为了生存，中学辍学后我先是在街边修鞋，后来开办前店后厂的电器门店，再后来办起了工厂。更多的温州人也“各显神通”，做的做纽扣，卖的卖线圈，弹的弹棉花，收的收破烂。之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做纽扣的办起了纽扣厂，卖线圈的办起了线圈厂，弹棉花的办起了纺织厂……

　　由此看来，“温州模式”并不是因为温州人先天聪明，从一开始就找到的发展之路。而是一代温州人为求生存，不断探索形成的与众不同的发展方式。其内涵则是创新，是立足温州实际不断突破禁区、勇于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

　　二、我所知道的“八大王事件”

　　说到“温州模式”，通常绕不过一段历史公案，这就是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的“八大王事件”。

　　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乐清柳市有一批年富力强、有远见有闯劲的农民，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率先“洗脚上岸”，自主创业。这其中出现了许多能人，涌现了诸如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销售螺丝，生意红火，人称“螺丝大王”的刘大源；以组装销售机电产品闻名的“五金大王”胡金林；以生产线圈著称的“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制作产品目录获得不菲收入的“目录大王”叶建华；专业化生产矿用灯具的“矿灯大王”程步青；以跑供销订合同为业率先致富的“合同大王”李方平；以制售低压电器发家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以收购旧货再转卖获取差价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等一批“大王”。他们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尝到市场经济甜头的人。同时，社会上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存在诸多非议，很多人说他们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在1982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这批人首当其冲，被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大王们”逃的逃，被抓的被抓。“五金大王”胡金林还被以“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公安部全国通缉。

　　一时间，工厂停工了，门店关闭了，很多创业者纷纷躲藏，甚至逃跑了。原本喧闹的柳市街头变得格外冷清，经济陷入一片萧条。公开的数据显示，1982年乐清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53.8%。整个温州，其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则锐减为-17%。之后两年，更是大幅下滑。

　　198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反思，要求对“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最后郑重地为“八大王”平反，宣布对在押人员无罪释放。这样一来，原本冷冷清清的低压电器市场又开始了缓慢复苏。我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掉自己的电器作坊，和友人合作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这就是正泰集团的前身。

　　我与袁芳烈书记也算有缘，他在任时，我没少得到他的关心；他退休以后，我们也时有联系。他曾当面向我说起当初捉、放“八大王”的经过。他说，他本来是带着治理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任务从省里来温州任职的。抓了“八大王”后，乐清乃至温州经济的不堪状况让他忧心。有一次，他去平阳调研，看到有些牛很肥壮，有些牛瘦得只剩皮包骨，就问怎么回事。当地人告诉他，肥壮的牛都是社员自家养的，瘦削的牛都是村集体养的。自家养的牛自然格外照顾，吃得膘肥体壮，集体养的牛没有专人管理，所有权也不属于社员，自然就没人管它冷暖饿饱，所以就长得瘦了。他还了解到，基层群众普遍希望放开市场流通，搞活商品经济。他突然意识到，“八大王”可能抓错了。1984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后，市委、市政府先是召开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大会，当时许多人还以为是去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的，谁知去后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还给他们戴大红花。他还跑到个体、私营企业，主动和企业主谈心、了解情况，给他们壮胆打气，表达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接着，他要求法院重审“八大王”案件。通过反复核查，最后做出决定，主动给他们平了反。

　　再说“八大王”，历经这次风波后，有的锐气受挫，创业激情大减；有的则越挫越勇，至今依然干得风生水起。他们中的几位和正泰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合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我人生进取的榜样。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八大王”的平反，没有政府对私营经济旗帜鲜明的支持鼓励，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机会正儿八经地办厂创业，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今天初具国际影响力的正泰集团。

　　三、政府引导“做大做强”，“温州模式”并非放任自流

　　过去一提“温州模式”，通常会说政府“无为而治”，本意是指面对民众自发创业的热情，政府采取的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横加干预，不在市场主体的发展中指手画脚。但被一些人错误地解读为政府不管不问，放任企业自由发展。从我的经历来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扶持和指导。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商品经济初起，各种配套政策一时还跟不上，草根出生的温州电器业出现了被世人诟病的无证生产、“假冒伪劣”等现象。国家机械工业部是当时行业的主管部门，及时颁布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办法，引导企业申领许可证，合法生产经营。记得时任机械工业生产__许可证办公室主任焦平生，受分管副部长陆燕荪委派，前后几十次南下温州，亲临温州指导帮扶企业提升能力，省、市、县三级政府都派出了大批专家帮助企业规范管理、提升水平。我们正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最早建立了自己的产品研发实验室和质量检测中心，并于1988年初在乐清获得了国家机械部颁发的首批生产许可证，走上了质量兴企的道路。国家八部委对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的打击整顿中，我们作为正面标杆企业受到了政府肯定和支持。

　　与此同时，温州市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处的徐巧兴、蒋慈恩等老专家和乐清的金国仪、周方明等专家领导带着市委、市政府的重托来到柳市，挨家挨户帮助企业搞培训，推动企业管理上台阶。后来徐老等人提前退休来到正泰，帮助我们策划企业并购，推动产业发展，成为正泰做强做大的“军师”。

　　在我国低压电器领域，正泰在组建集团等很多创新建设方面都走在了行业前头，很多领导据此称赞我们有先见之明。其实我们哪有什么先见之明啊！真实的情况是，经历国家八部委的打击整顿后，温州电器业如何规范发展、做大做强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我们也打出了“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的旗号。但怎么做，心中并没有底。这个时候，政府适时引导企业组建集团，实现规模效应。温州、乐清两地的工商、企管等部门给企业传达了相关文件，时不时地也会派人来了解情况，帮助出主意、提建议。正式有了一批关爱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敢于担当的各级领导、专家无私的支持帮助、热心指点，以及有徐巧兴等一批“军师”的亲自操作，正泰率先提出了“搞集团”的思路，随后通过并购组合等，逐步吸收40多家成员企业，于1994年2月建立集团，次年又被国家工商局核准更名为首家全国性无区域集团。也是在政府各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我们的企业管理不断规范，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不断升级，成为今天国内工业电器和新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叫响世界，既是温州人勇于创业、敢于创新的精神使然，也是温州各级政府引导扶持的结果。温州经济要在新的形势下再创辉煌，除了充分发挥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勇气与精神，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之外，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作为。

　　因此，我常说“听中央的、看欧美的、干自己的”，并非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我们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四、“地利”环境是“温州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我们在总结正泰发展经验的时候，通常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天时”，温州社会化大协作、专业化大生产的“地利”和各级政府关心支持的“人和”。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天时”和政府关心支持的“人和”带有普遍性，全国都一样，那么社会化大协作、专业化大生产的“地利”恐怕是温州独有的。

　　受南宋“永嘉学派”的影响，温州人素有经商传统，历史上曾涌现了许多商贾巨富。改革开放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激活了温州人“人人想当老板”的意识，如1985年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的那篇报道记载，当时就有33万温州人办家庭工业。这种“大众创业”的环境，在温州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专业市场，使制造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大多都能就地取材，大大节省了采购成本，这也为后来“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以正泰为例，目前2000来家供应商中，90%以上就是当地小微企业。我们本着“以大带小，合作共赢”的原则，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进行技术创新，并着力构建“产供销命运共同体”，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链”。

　　五、“温州模式”受追捧，企业家深受鼓舞

　　在我的记忆中，“温州模式”最香、最火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每天到温州、到正泰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记得仅1997年一年，到正泰参观的国内外来宾就达5万多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5拨，其中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当天就先后来了7人。温州官员、企业家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国外介绍温州经验。媒体采访，更是言必称“温州模式”。

　　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199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时任温州市长钱兴中在浙江代表团发言，自豪地将温州人敢闯敢干、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概括为四句话：“不说就业说创业，不说下岗说转岗。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求包揽求保障”，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在场的时任浙江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潘云鹤即兴赋诗一首：“世人踌躇君独往，商海苍茫自试航。处处壮士愁断腕，温州无人说下岗。”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女作家、时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叶文玲也激动地站起身来，步其韵和道：“慢说世人皆彷徨，自有男儿试新航。且看春风化雨日，温州乡亲赞转岗。”

　　会议间隙，驻会记者纷纷采访温州代表，问了许多“刁钻问题”。比如有记者问：“你如何看待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一位企业家代表回答:“什么下岗不下岗？在温州人看来，哪里能找到钱哪里就是岗！”有记者向钱兴中了解温州人练法轮功的情况，钱市长用他带着浓厚台州口音的普通话答道：“什么法轮功？温州人不得空！”引得记者和在场人员都笑了起来。我作为温州企业家中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亲身感受了“温州模式”受追捧的热烈情景，深受鼓舞。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和许多温州企业家致力于“温州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在2003年召开的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我提出温州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要努力实现“四个跨越”：一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升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世界品牌”的跨越；二是从“产品经营”提升为“资本经营”，实现由“区域工厂”向“国际化企业”的跨越；三是从“家长式管理”提升为“职业团队管理”，实现由“家族企业”向“企业家族”的跨越；四是从“有钱老板”提升为“优秀企业家”，实现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跨越。随后又于2008年在《解放日报》举办的“命运与共三十年”文化论坛上谈到了正泰正在推进的“四个转型”：一是由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二是由传统产业向节能、环保型产业转型；三是由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型；四是由企业经营向经营企业转型。许多人认为，这是“温州模式”进入新时期应该具备的新内涵，甚至有人将之冠以“新温州模式”的标签。作为实践者，我不在意贴什么标签，在意的是自身企业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意的是我们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体现更大的价值。

　　结语：

　　三十多年沧海桑田，“温州模式”早已越过“小商品、大市场”“家底实、创新业”的阶段，形成了“筑码头、闯天下”的态势。我们正泰也从当初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涵盖“发电、输电、储电、变电、配电、用电”全产业链，产品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并逐步向“全球知名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目标迈进。这其间的变故，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我们今天回顾、总结“温州模式”，不是孤芳自赏，更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睡大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温州企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学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规则，掌握现代企业发展的各种知识，顺应“互联网+”的时代趋势，依靠创新驱动，主动转型升级，改变增长方式，从依赖地缘人脉关系的内源封闭式的发展道路，迈向基于世界资源的开放式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路径，让“温州模式”焕发出新的光芒。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浙江干部的一句话：“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